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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5章 长征 伟大的战略转移（第1页）

20世纪30年代，乌云笼罩着华夏大地，中国国内局势错综复杂，民族危机如汹涌的暗流，日益深重。在这风雨飘摇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宛如黑暗中的点点星火，却遭遇了来自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围剿。蒋介石妄图以其庞大的军事力量，将红军一举扑灭，扼杀革命于摇篮之中。

彼时，国民党反动派对各革命根据地发动了多次大规模军事行动。前四次“围剿”，中央苏区等革命根据地在毛泽东、朱德等卓越领导人的指挥下，凭借灵活多变的战略战术，如同一群灵动的舞者，巧妙地避开敌人锋芒，成功打破了国民党的进攻。红军力量在战火的洗礼中不断壮大，根据地的范围也逐步拓展，宛如新生的树苗，正茁壮成长。

然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如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席卷了党内。他们不顾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全面推行错误的军事路线，抛弃了毛泽东经过实践检验的正确军事战略。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他们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命令红军采取阵地战、堡垒战等刻板战术，与装备精良、兵力占优的国民党军队正面硬拼。

在这场力量悬殊的较量中，国民党军队凭借其先进的军事装备和庞大的兵力，对中央苏区形成了铁桶般的严密包围圈。红军在错误军事路线的指导下，陷入了被动防御的艰难困境。广昌战役，便是这一困境的典型写照。红军战士们怀着满腔热血，以劣势兵力和简陋装备，与国民党军展开了激烈的阵地对抗。战场上硝烟弥漫，枪炮声震耳欲聋，红军战士们前赴后继，英勇奋战。然而，由于战术的错误，红军遭受了惨重的损失。此后，在一系列战斗中，红军接连失利，根据地面积如被蚕食的桑叶，不断缩小，人力、物力、财力也在战火中消耗殆尽，形势愈发危急，如同狂风中的残烛，摇摇欲熄。

不仅仅是中央苏区，其他革命根据地同样面临着巨大压力。鄂豫皖根据地、湘鄂西根据地等，在国民党军队的猛烈进攻下，红军被迫进行艰苦卓绝的抵抗。他们在枪林弹雨中坚守，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中挣扎，生存空间受到严重挤压。在这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红军若继续坚守原有根据地，无疑是以卵击石，将面临被国民党军队彻底消灭的灭顶之灾。为了保存革命的火种，寻求新的发展生机，进行战略转移成为了红军迫不得已却又无比正确的必然选择，举世瞩目的长征序幕，就这样缓缓拉开。

面对日益危急的局势，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开始悄然酝酿战略转移计划。1934年5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做出决定，将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踏上战略转移的征程。然而，“左”倾领导者的犹豫和错误决策，使得准备工作未能及时、充分地开展，导致转移行动迟缓。

1934年10月，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的包围圈进一步缩小，形势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10月10日晚，月色如水，却无法驱散笼罩在红军心头的阴霾。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中央红军主力第一、三、五、八、九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8.6万余人，怀着沉重而坚定的心情，从江西瑞金、于都和福建长汀、宁化等地出发，迈出了长征的第一步。

红军出发时，由于对形势估计不足，携带了大量的文件、辎重等物资，这使得行军队伍变得臃肿不堪，行军速度缓慢如蜗牛。部队沿着预定路线西进，试图突破国民党军的封锁线。在突破第一道封锁线时，由于行动较为隐蔽，加上国民党军部分防线存在漏洞，红军较为顺利地通过了安远、信丰间的封锁线，仿佛在黑暗中看到了一丝曙光。

然而，随着红军的推进，国民党军队逐渐察觉到了红军的行动意图。在突破第二、三道封锁线时，红军遭遇了国民党军的顽强抵抗。战场上，枪炮轰鸣，硝烟弥漫，红军战士们毫不畏惧，他们冲锋陷阵，与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子弹呼啸而过，战友们一个个倒下，但活着的战士们依然坚定地向前冲，用鲜血和生命为后续部队开辟道路。经过激烈战斗，红军付出了一定代价后，成功突破了这两道封锁线。

然而，蒋介石很快察觉到了红军的西进意图，他如同一只狡猾的狐狸，迅速在湘江沿岸布置了第四道封锁线。他集结了大量兵力，妄图将红军围歼于湘江以东地区，一场惨烈的生死之战即将爆发。

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中央红军在湘江上游广西境内的兴安县、全州县、灌阳县，与国民党军展开了一场惊天动地的苦战。11月27日，红军先头部队红一军团第二师和红三军团第四师，如同两把利刃，迅速渡过湘江，并控制了界首至脚山铺之间的渡河点，为后续部队过江创造了宝贵条件。然而，由于红军队伍庞大，辎重过多，后续部队未能及时跟上。国民党军则调集大量兵力，如同饿狼般对红军发起了疯狂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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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脚山铺阻击战中，红一军团与数倍于己的国民党军展开了殊死搏斗。红一师师长李聚奎、政委赖传珠亲临前线指挥，他们的声音在枪炮声中显得格外坚定：“同志们，我们身后就是中央纵队，我们绝不能后退一步！”红军战士们在阵地上与敌人反复争夺，每一寸土地都洒满了鲜血。子弹打光了，就用刺刀、枪托与敌人拼杀；刺刀弯了，就用拳头、牙齿与敌人战斗。许多战士在战斗中壮烈牺牲，他们的身躯倒下了，但他们的精神却如同一座座不朽的丰碑，屹立在阵地上。

在新圩阻击战中，红三军团第五师承担了阻击桂军的重任。师长李天佑、政委钟赤兵率领部队，在无险可守的情况下，与桂军展开了激烈战斗。桂军以猛烈的炮火开路，向红军阵地发起一波又一波进攻。炮弹在阵地上爆炸，掀起漫天尘土，红军战士们被呛得喘不过气来，但他们依然坚守阵地。第五师十四团、十五团伤亡惨重，许多连队只剩下十几个人，但他们没有丝毫退缩，依然像钉子一样牢牢钉在阵地上，为中央纵队和后续部队过江争取了宝贵时间。

在光华铺阻击战中，红三军团第四师第十团与国民党军展开了激烈交锋。团长沈述清在战斗中不幸牺牲，继任团长杜中美也英勇殉职。团政委杨勇接过指挥权，他高喊着：“为团长报仇，坚守阵地！”红军战士们在他的指挥下，继续与敌人战斗，用生命和热血牢牢守住了阵地。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中最惨烈的一战。江水被鲜血染红，红军虽然突破了国民党军的第四道封锁线，但付出了巨大代价，部队由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这场战役的惨痛教训，如同一记重锤，敲醒了广大红军指战员，让他们对“左”倾错误军事路线的危害有了深刻认识，也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

湘江战役后，红军元气大伤，士气低落，前途一片迷茫。部队在艰难的行军中，战士们的脸上写满了疲惫和困惑。然而，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贵州遵义召开了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这是一场决定红军命运、关乎中国革命前途的重要会议。

会议室内，气氛凝重而热烈。博古在会上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总结的报告，他过分强调客观困难，试图为“左”倾错误军事路线辩护。周恩来则作了副报告，他主动承担了一些责任，并对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深刻批评。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他以犀利的言辞，尖锐地批评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详细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此后在军事上应采取的正确方针。他的发言，如同一盏明灯，为迷茫中的红军指明了方向。

会议经过激烈的讨论和深入的分析，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取消了博古和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推选张闻天在中央负总责，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如同一道划破黑暗的曙光，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从此，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踏上了新的征程，迎来了胜利的希望。

遵义会议后，蒋介石并不甘心失败，他调集重兵，妄图将红军围歼于川黔滇边境地区。面对敌人的重重包围，毛泽东以其卓越的军事智慧，指挥红军展开了一场精彩绝伦的军事行动——四渡赤水。

1935年1月29日，红军在土城战斗中未能达到预期目的后，毛泽东果断决策，指挥红军西渡赤水河，进入川南。此时，红军的意图是在宜宾、泸州之间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蒋介石察觉到红军意图后，急忙调集川军、滇军等部队进行堵截，加强长江防线。一时间，长江沿岸布满了敌人的重兵，形势对红军极为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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