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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第1页）

在大都之北，燕山横亘数百里；著名的居庸关就位于燕山支脉军都山的隘谷中。山沟南北长30里。元在南北两端构筑大红城门，派色目宿卫军镇守，这里是来往两都之间的咽喉要道。至正二年（1342）到五年，元廷在居庸南口红门之内建立过街塔，以汉白玉为石台（即今居庸关云台遗址）；下有券门洞穿，石台上矗立三座瓶式（圆形覆钵状）白塔。当时人吟咏这座过街塔楼的雄伟时写道：“浮图压广路，元殿出层麓”；“三塔跨于通衢，车骑皆过其下。”置白塔于过街城楼上。用意是让往来穿门的过路人“皆得顶戴”，“普受法施”。

古代人物画像图高耸在汉地边关的这组元代白塔，其形制和风格属于由藏地佛教传入中国内地的喜马拉雅地区的佛教系统。过街塔基座门券壁面上镌有四天王等“金容”和用梵文、藏文、八思巴字（元吐蕃高僧八思巴根据藏文字母创制的用来拼写蒙、汉、藏文等文字的字母）、蒙文、畏兀儿文、西夏文和汉文等六种文字书写的陀罗尼经咒语，以及除梵文以外其余五种文字的功德记。云台上的白塔可能毁于十四五世纪之交前后；刻在塔基上的多语种铭文存留至今，成为色彩斑斓的元代文化的重要见证之一。

居庸关的西夏语铭文尤其宝贵。党项被蒙古灭国是在1220年代。大德年间元廷曾下令刊印西夏文大藏经。居庸关铭文出现在元末，表明直至党项亡国一百多年以后，西夏语言仍保持着它的生命力。党项人在河西消失，大约应当是在15世纪和16世纪前期西域的回回人大批迁入西北地区的前后。

元京师大都也体现了多种文化交融的特点。大都城四周共有11座城门，出于混通三教、精于术数并带点诡秘的刘秉忠的设计。据说南、东、西三墙各三门分别象征哪吒的三头和六臂，北二门则象征他的两足。皇城内的殿阁池苑大多数是汉式的，也有少数非汉式的建筑，如“畏吾儿殿”、“棕毛殿”等等。皇城之中还有称为“茶迭儿”的召对之所，意即蒙语chadir的汉语译音，意思是“帐幕”。可见蒙古皇帝把草原上的“帐殿”也搬进了大都。举行各种朝仪的大明殿前种着“莎草”，据说是忽必烈为使子孙不忘祖业而特地从漠北移植的。大明殿上并设帝、后的座榻。蒙古大汗有好几个正妻，每人主持一个斡耳朵（宫帐）。大汗就在这些斡耳朵中轮番居住；他处理公务时，所在斡耳朵的当家妻子也总是坐在他身旁。元朝皇帝和皇后在举行重大典礼时，分别由仪礼官擎执“导从”（前趋护卫称导，后行护卫称从），引领升殿，同坐于“御榻”。这实际上是变相的蒙古旧制。大明殿上又有高一丈七尺的大酒瓮，可贮酒五十余石，称为“酒海”，又叫“大樽”。这也来源于大汗宫帐中设置盛马奶子酒之“古鲁额”（蒙语guruge，意即贮酒器）的草原旧制。大都的其他宫殿中也多有这样的“酒海”。万寿山顶广寒殿大玉瓮可盛酒三十余石，今日仍陈列于北京市团城公园内。

皇城以外，大都城里最醒目的周边民族建筑之一，是它西南隅“色白如银”的“释迦舍利灵通之塔”，即今北京市西城妙应寺白塔。这是经由藏地密宗的影响而在汉地建造的第一座喜马拉雅地区佛教塔寺；设计者为尼波罗国（今译尼泊尔）匠人阿尼哥。塔身取净瓶（佛教徒随身携带的贮存净手之水的瓦瓶或金属瓶）之像，与上述居庸关过街楼三塔形制相同，俗称“喇嘛塔”；白塔内外的配置摆布则由吐蕃僧人亦邻真依密教仪轨安排。

藏传密教对汉族地区的影响并不止于大都。阿尼哥在五台山上也设计建造了一座类似的白塔寺，又在涿州（今河北涿县）造护国寺并塑“摩诃葛刺”（大黑天神）像。五台山作为密宗的胜地，从元代开始在藏地民众中享有盛名。在杭州，总摄江南佛教的党项族藏传密教僧人杨琏真伽拆毁南宋的宫殿、陵寝，共建五寺。凤凰台之东的大般若寺有“西番佛塔”。尊胜寺建于宋寝宫基址之上；有“镇南塔”用以镇压宋诸帝陵墓之王气，“其形如壶，俗称一瓶塔，高200丈……垩饰如雪，故又名白塔”。尊胜寺正殿诸佛“皆西番形象，赤体侍立”。西湖东岸的宝成寺，也有由至治二年（1322）官府差人雕造的大黑天神龛像。

元朝的统一打破了150年来“天限南北”的局面，使汉文化得以重新在全国范围内普遍交流。宋金对峙时，北方民间社会连《资治通鉴》都难以寻觅。金、元之际北方很少有人听说过朱熹、陆象山的学说。一个颇有名气的中原儒生辗转获得朱熹的著作，读后感叹说：“过去所教所学，实在太粗率了。今天我才懂得使学业进步的根本所在。”宋亡以后，南方的书籍成船成车地运到北方。北方士人到南方访友问学，“考索研稽，惟恐未逮”；南方士人则终于有机会游历中原诸多的名山大川或孔孟故里等人文胜地。与理学的北传相逆。大都和山西的杂剧、小令渐次南传；杭州后来居上，逐步成为全国杂剧艺术的中心。

多语种交际的环境极大地推动了官方和民间在不同语言之间进行对译的研习和实践。元代官方汉语公文由此形成一种很特别的“硬译”公牍文体裁，就是逐个地将非汉语文本（主要是蒙古语文本）中的词汇机械地对译为汉语中的相应词汇，而不改变它们的原有语法秩序。下面就是一份裁定秘书监官员署名先后问题的“硬译”体圣旨节文：延祜三年九月初七日……苫思丁奏：“冯少监如今教做太监、萧同知做少监。阿的迷失、张少监他每都是先勾当来的人有。如今递升的新人来的，要他每旧勾当的之上画字有。我他每根底依例说呵，他每不听有”么道奏呵。奉圣旨：“那般体例那里有？随朝衙门有先来后到。教递升的冯僧儿，阿的迷失之下画字者：萧少监，张少监之下画字者”么道〔圣旨有来〕。

由于这种“硬译”公文体的语言完全不符合古汉语句法，所以翻译者干脆尽可能地避免采用古汉语语辞，而改用元代汉语中的口语词汇，以求风格的古拙质朴。元代汉语书面语文大量采纳口语词汇，是前近代时期汉文化主流加快朝大众化趋势变迁的重要体现。

元代中国瑰丽多彩的文化中，有很多成分来自境外的各民族。

随着穆斯林世界的波斯人、阿拉伯人、中亚伊斯兰化突厥人大批的以被征发的战士、战败的俘虏、商人、工匠、宗教士等身份，被强行签发或自愿地徙居中土，伊斯兰教信徒的建寺活动从过去仅限于东南沿海的几个城市扩大到华北和内地许多地方。据当年镌刻的一通建寺碑铭可知，除大都、杭州、开封这样的大都会以外，“远而诸路，其寺万余，俱西向以行拜天之礼”。在蒙古旧都和林也有回回经学院。镇守关中夏陇地区的蒙古宗王阿难答甚至带领他所部蒙古军一起皈依了伊斯兰教。10世纪以后，东部穆斯林世界逐渐通行波斯文。元代从西北进入中国的回回人大部分来自这个地区，所以北方的伊斯兰文物往往显示出波斯文化的痕迹，与元代东南沿海都市（尤其是泉州）伊斯兰教遗迹所反映的阿拉伯文化的特点有一定的区别。什叶派、苏菲派等伊斯兰教内部的不同派系，都在元代中国留下了它们宗教活动的踪迹。为向境内的回回人颁布伊斯兰教历即“回回历”，元政府在司天监责成专人每年“推算写造”，经复审后印刷官售。

回回文化在中国的影响远远超出宗教的范围。元代在上都建立回回司天台。在这个阿拉伯式的天文台里有“西域仪象”七件。有“苦来亦撒麻”，《元史》译作“浑天图”，即天球仪；有“苦来亦阿儿子”，即地球仪；又有“鲁哈麻亦渺凹只”，安置在暗室中，用以观测太阳光线以求春分和秋分的精确时刻。不过回回天文学在当时和后来都未能与中国传统天文学的理论、方法、仪象器具的设计与使用充分地结合起来。

保存在回回司天监所属元秘书监图书馆里的，还有大量由穆斯林学者翻译、撰写的有关天文历算、数学、说阴阳灾福、看相、医药等方面的图书文献。欧几里德几何学最早就是由回回学者介绍到元代中国来的。秘书监所藏该书的汉语译名作“兀忽列的四擘算法段数十五部”，是书名直译可作“关于算学的欧几里德之书”。

很多别具风味的回回饮食和生活用品通过回回居民介绍到中国。织金锦缎“纳失失”（源于波斯语）和长毛呢“速夫”（波斯语）成为蒙古贵族和其他上层人物十分喜爱的衣料。用水果熬煮而成的果露和以药物香料煎造的医用糖浆制剂，是两种回回人擅长制作的饮料。这样制成的果汁露在中亚至今叫做“舍儿别”。舍儿别的制作方法载入当时被广泛印卖的日常生活手册《居家必用事类全书》而为民间所熟知。上述日用百科手册还介绍了许多种“回回食品”的做法。卷煎饼、“秃秃麻食”（羊肉炒面片）、糕糜（羊肉糯米粉酥羹）等恐怕已不止是回回人喜爱的面点。汉族虽然早就知道西域的葡萄美酒，但汉地开始大量酿制葡萄酒很可能始于元。回回人制作的高浓度烈酒“阿刺吉”（阿拉伯语的音译）以及蒸馏法制酒的技术也在这时传入中土。汉族从此学会酿制烈性白酒。蒙古人也依法把“马奶子酒”（即发酵而成的奶酒）再加蒸馏，提纯为无色的含酒精度较高的酒。回回医药在元代被汉族视为“西域奇术”、“海上奇方”，足见一般民众对其疗效的认可。《回回药方》一书搜集西域医方近600首。全书既然有汉文译本，则应当是一本具有实用价值的处方手册，而不会是束之高阁的点缀品而已。

古代人物画像图元代是基督教聂思脱里派再度传入内地的时期。这个教派曾以“大秦景教”的名称活动于唐代长安和其他地区，后因唐政府的取缔而在内地消失。但在辽金两朝的西北边地民族中它一直拥有大批信徒。自13世纪初叶起，信奉聂思脱里教的西北诸部相继被蒙古灭亡，部民随蒙古军散居内地各处，聂思脱里信仰也就被他们带到所至之地。河西党项旧地和大同分别是聂思脱里教会派往中国的主教驻节之地。大都附近房山三盆山聂思脱里派教堂“十字寺”一直存留至今。镇江和扬州则是聂思脱里教在江南的重要基地。杭州也有聂思脱里派建立的教堂。聂思脱里派甚至在蒙古黄金家族中也争取到了皈依者。忽必烈时，东道诸王中势力最大的乃颜叛乱，他曾在战旗上描画十字架。天主教和希腊正教在元代中国都有少数信徒，但其影响与聂思脱里教相比，都要小得多。聂思脱里教的文献，到13世纪之末约有300多种，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任何聂思脱里教或基督教其他宗派的文献在元代被译为汉文，这表明它们当时并不被汉族所信仰，而是西北诸部落和少数蒙古人崇奉的宗教。

多元文化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相互渗透的程度自然不相同，对不同社会阶层、等级或集团的影响力也有很大差异。在统治上层，不同文化之间互相影响的现象一般比较明显。元朝文、武官员的“公服”大袖、圆领，这是汉式制服的特点；但又“右衽”，就是衣襟开在右侧，这是蒙古袍服的特点。汉人官僚，尤其是深得蒙古贵族信任的蒙元前期的那些汉人官僚，大部分会讲流利的蒙古语。蒙古男子“髡头”，就是将头顶剃光，前额和脑门两侧留下“三塔头”，挽垂两髻于肩。有些人嫌“左右垂髻碍于回视”，乃“合辫为一，直拖垂衣背”。汉族中也有效法而髡头者。所以后来朱元璋要下令革除汉族在服制发型方面的“胡俗”。这类“胡俗”，主要应当流行在接近蒙古人的汉族或色目上层中。另一方面，蒙古、色目人在汉族社会多历年所。通汉语、识汉字的人数也越来越多，以至元代后期有人建议取消各级地方政府中设置的专职翻译人员。少数蒙古、色目人成为能用汉文、汉字进行创作的文学家、书法家和美术家。

元代的蒙古、色目官僚大多数居住在较大的城市里；镇守内地各战略要冲的蒙古、色目军队，集中驻扎在离城不太远的野地。政府分配给他们的免税土地，大都由汉族农民佃种；军人们到城里出卖他们多余的羊奶，买回各种日用品。此外散居内地的蒙古、色目人户，数目是很少的。集庆路（治今江苏南京）一路22万多民户中，只有14户蒙古人；镇江路民户10万，蒙古人29户。住在比较偏僻地区的汉族农民，一生中也可能很少碰到蒙古、色目人。甚至在松江这样发达的城镇，人们也并不经常看到蒙古妇女，所以对她们头上戴的圆筒型缀彩插花的“固姑冠”颇感新奇，乃至陶宗仪将“江南有眼何曾见，争卷珠帘看固姑”的诗句摘入他的笔记小说。不过平民百姓如想在衙门里谋一个小官、小吏的职位，就必须事先学一点“吏学”，会读、会写各种格式的公文。这时他们便无法回避那种拗口难懂的“硬译”公牍文体和蒙文常识，由此感受到蒙古统治的特殊氛围。另外，像“田野中处处有之”的“回回豆”（即豌豆）、元后期“汗漫天下”的以蒸馏加工的“烧酒”，即使对元代底层民众，大概也不会太陌生。

根据漠北流行的“搜婚制”，古代蒙古人在父亲、兄弟死后，可以将生母以外的庶母、兄嫂或弟妇收为自己的妻子。这种习俗在元代也传入汉族社会。政府虽三令五申严加禁止，但依然有人照此行事。汉族家庭凡父母在世，依照《唐律》是不可以分家析产的。金代规定，入居中原的女真人许分，汉人不许分。到了元朝，不论蒙古人、汉人、南人，都可以分家了。从汉族社会内部关系的演变看，这一变化自有其内在推动力和既定轨迹，但它同时也确实体现了蒙古社会制度对汉文化传统的刺激和影响。

为什么在元代中国会形成如此壮观的多元文化各展姿彩的局面？

首先，这与蒙古人“远涉山川”的征服活动有关。元对中国的统一，结束了此前500年间中国国内五六个民族的区域性政权并存割据、战乱频仍的时代。全国范围的和平环境和地区间交流为经济的增长和积累提供了最必要的条件，文化的创造和繁荣于是也才成为可能。元曲，元瓷，大江南北棋布星罗的繁华城镇，文人画，北至极圈、南到占城（今越南南部）的晷影实测，黄河河源的探测，《至元大一统志》地图的制作……这些不平凡的文化成就，都是凭借着大一统国家的雄厚资源取得的。

蒙古的统治并不限于今日中国的版图。四大汗国的疆域，在北方沿咸海、里海、黑海横跨整个欧亚大草原，西至伏尔加河流域，西南远至两河流域而接近小亚细亚。元代中国与位于几乎整个中亚和西亚的各邻邦，都成为同一“黄金家族”的各成员君临之下的国土。他们之间虽然也有过不睦与战争，但在大多数和平时期，其相互关系要比一般的宗藩关系远为密切。蒙古的驿站体系从中国的大都一直通达南俄草原和波斯各地。东西陆上交通的安全和便利都超越前代。当时人说，要到万里之外的地方去，就像跨出家门去访问邻里一样容易。从波斯湾东渡印度洋，经由东南亚诸国抵达中国东南沿海的远洋航行，亦因阿拉伯航海技术与中国的针路（水罗盘导航）、牵星（根据恒星高度测定船舶所在位置）技术的结合而更安全可靠。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在这样的情势下自然也就愈趋活跃。

如果我们把观察问题的视野再进一步扩大，就可以发现，从1250年到1350年的100年，正是整个旧大陆被庞大的商业网络联结为一个前现代世界体系的时期。这一体系共由七个地方性商业区域构成，即西欧，地中海东南岸地区，巴格达—波斯湾地区，意大利—埃及—红海地区，阿拉伯湾沿岸地区，印度洋沿岸地区，中国；它们又组成三大次世界体系，即欧洲（由西欧和地中海地区构成）、中东（由巴格达—波斯湾区、意大利—埃及—红海区和阿拉伯湾区构成）和远东（包括印度洋区和中国）等次级体系。在这个等级结构的世界体系中，元代中国同时维持着陆路与海路的对外沟通，这对于一个完整的前现代世界商业圈的形成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提出上述“前现代世界体系”说的英国学者卢迦德说：“中国在13世纪世界体系中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因为正是中国，把北方的陆上商路与即使不是更加重要那也至少是同等重要的印度洋海上商路连结成为一体。当这两条商业交通路线同时充分地发挥效能，尤其是当中国处于统一之中因而能够作为‘毫无周折的交换中介’把它们联接起来时，世界商业的循环圈就得以完成了。确实，只有在13世纪和14世纪上半叶，亦即当上述循环圈保持着完整的时期，人们才能提到‘前现代世界体系’这样的概念。”

基于上述特定的时空背景，元代中国的统一有力地促进了整个旧大陆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走向。多元文化在这个“世界体系”的最东部分展示它五光十色的风采，其意义甚至已超越中国文化本身，而体现了旧大陆上人类“大历史”的脉动。

在血战中统一漠北“我们厮杀吧，胜者为汗！”

——拉施特：《史集·成吉思汗传》12世纪时候的草原各部与直到近代的情形相类似，12世纪时，在今天称为蒙古高原的自然地理区域里，可以看到四种主要的自然景观：草原、戈壁、沙漠和森林。草原面积占据高原总面积的约3／4。在高原南部和北部丰美的水草地带之间，是一片植被稀疏的砾石荒原，这里、那里的裸露着黑色的石头，蒙古人称它为“戈壁”。正是这片戈壁把草原分为两大部分，分别叫做漠南草原（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和漠北草原（在今蒙古国），“漠”在这里指戈壁滩荒原而言。漠南和漠北都有一些沙漠地带。刮大风的时候，沙子遮云蔽日；沙丘此起彼伏，作波浪形的移动。漠南东缘是大兴安岭的山林；漠北的北部沿边有很多的桦树林。草原中还分布着大大小小的沼泽。

蒙古兴起以前，这片草原早已养育过许多闻名世界的游牧民群体：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鹘等等。9世纪中叶，回鹘汗国瓦解，大批回鹘人向西、向南迁出漠北草原，使这里成为权力真空。于是，原先居住在大兴安岭山地中的室韦部落便一批接一批地向西迁入草原地区，因而从根本上改变了漠北民族地理的面貌。

古代风景画鉴赏自6世纪到9世纪中叶，突厥、回鹘先后称霸大漠南北，在这里游牧的主要是讲突厥语族各支语言的部落。历史记载最早提到迁入漠北腹地的室韦部落是在8世纪初。他们的语言与鲜卑、契丹等相类似，都很接近于后来的蒙古语，所以现代的历史语言学家把他们划归为原蒙古语族。突厥人把这些语言、文化、族属与自己有明显差异的新来者叫做“鞑靼”人。随着回鹘的衰亡，越来越多的室韦—鞑靼人成群结队地拥入草地，他们很快地适应了草原游牧型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这个过程一方面使室韦—鞑靼人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发生了突厥化的变迁；另一方面，这个新来的文化一部族群体又像海绵吸水一样，逐渐把离散于草原上的突厥语族游牧民吸纳到自己的社会联合体中间。到12世纪，漠北高原基本上完成了蒙古化的历史过程。在它的东部和中部，分布着许多不相统属的突厥化蒙古部落；在西北和西部，则是正在越来越快地蒙古化的突厥部族。后来的蒙古民族共同体，就是以这些部落为主体形成的。在漠南游牧民中间，突厥文化仍占优势地位。

在叙述12世纪前的漠北历史时，虽然我们总是很难避免把“蒙古”一词当做泛指的共名来使用，但实际上当时的游牧诸部并没有这样一个共名。它们各有自己的专名，蒙古只是其中一个部落的专称而已。

狭义的蒙古部最早是室韦的一个分部，两《唐书》称之为“蒙兀室韦”。它的居地应当位于大兴安岭北端，今额尔古纳河下游的东侧。十三四世纪的蒙古人还依稀记得他们祖先的古老的原居地。据拉施特写成于1300年代的记载波斯蒙古人祖先历史的波斯文著作《史集》，古代蒙古部曾经生活在“一处人迹罕至的地方，那里四周唯有群山和森林。……在这些山中间，有丰盛的草和良好的草原。这个地方名叫额儿古涅昆。‘昆’字意为‘山坡’。”这里的“额儿古涅”显然就是额尔古纳河，唐代汉语文献叫它“望建河”。

大约在10世纪初叶，蒙古部从额尔古纳河故地迁到斡难河（今译鄂嫩河。即与额尔古纳河一起注入黑龙江的石勒喀河上源）中上游、不儿罕山（今蒙古国肯特山）地区。这时候蒙古部的势力还很弱小，曾经因为争夺牧场被别部打败，被迫北迁，去投奔今贝加尔湖沿岸的姻亲部落兀良哈部落的札儿赤兀惕分支。在11世纪，蒙古部开始强盛起来，才重新恢复对不儿罕山及其周围地区的控制。

蒙古部的分支氏族约有三四十个。其中多数分支氏族中的贵族成员，都把世系追溯到西迁不儿罕山的蒙古部首领朵奔篾儿干（朵奔为人名，篾儿干意谓“善射手”）的妻子阿兰豁阿在她丈夫死后生育的三个儿子。《蒙古秘史》记载阿兰豁阿自己向怀疑她这三个儿子出身的人解释道：“您不知道，每夜有黄白色人，自（庐帐）天窗门额明处入来，将我肚皮摩挲。他的光明透入肚里去时节，（他）随日月的光，恰似黄狗般爬出去了。您休造次说。这般看来，显是天的儿子，不可比做凡人。久后他每做帝王呵，那时才知道也者！”

这就是著名的阿兰豁阿“日光感孕”的故事。这三个儿子的后裔所统领的氏族分支，构成蒙古部里互不通婚的同族集团，称为“尼鲁温蒙古人”，即纯洁出身的蒙古人；另一类叫“迭列列斤蒙古人”，即一般的蒙古人。

在尼鲁温蒙古中间，势力最大的分支氏族曾长期是泰赤乌部，其首领曾受辽朝封授的官号。《史集》说：“泰赤乌是一个人数众多的部落，一些尊贵君主的氏族出自这些部落。他们拥有无数的军队。从他们每个氏族中，都出过特殊的异密和领袖。……在每个时代，他们都从自己人中间推选出君主或汗，服从于他。”另一个较有势力的分支氏族是乞颜部。成吉思汗就是乞颜氏的贵族集团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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