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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第1页）

“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天地造化万物，千变万化，千种万类，自然而然，当作而作，自动运行，从不辞谢而停止。圣人教化万民亦是如此。天地生育万物，皆是自然而然。以无心为心，以万物之心为心，从不容于有心，大公无私，创造万物而不据为己有。天地虽然无为，无为中自有“不为而为”之妙用。天地造福万物，不求人知人见，不炫耀己功，不自恃己能，不居功自傲，不图其回报。圣人教民亦是如然。

天地有好生之德，万物有好生之情。天地以其好生之德养育万物，万物以其好生之德养育人类生命。稻麦蔬菜为人类供给食物，牺牲自己的微小生命，成就人类的大命；药材奉献了自己的全身，以其德性治人身之病。这就是大公无我的精神！人与万物本为同根所生，与万物同体，息息相关，休戚（喜乐和忧虑）与共。花木不辞劳作，吸聚天地精华，制造新鲜氧气，供养人类呼吸养命；又将人类吐出的二氧化碳等污浊之气，吸入己身，再造加工。人与万物共生天地之间，相互依存，各取所需，互惠峥嵘。造化的神奇，互惠的巨大力量，是人的主观意识所难思议的。

天地万物皆具有利益人类的善德，奈何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却失去了本有的天真道性。非但对天地万物知恩不报，反而破坏自然，回报天地以私欲恶心，真是太不应该！修真人须知相生相克之理，当效法天地万物好生之德。若久行不仁，必得不仁之报，丝毫不差。有道是“心存好生必长生，多行逆暴则自亡”；合道则生，失道则亡。修道之理尽在其中。

【功成而弗居。夫惟弗居，是以不去。】

“功成而弗居”，“弗”，即不。天地间的万物，都是不辞辛劳地在造作着，以尽其天性，以它们所创造的成果，无私地奉献给大自然。它们虽然劳作不息，生长不已，但却从不据为己有；养育了人类万物，却从不恃功自傲。也从不把自己创造的财富占为私有。无论山林树木，谷物蔬菜等等，都把自己的全部生命，奉献给了人类。这便是万物的天德之性。

“弗居”的“居”字，就是占住的意思。正因为天地万物这种不占为己有的德性，才使人更加尊敬，并从中体认自然天性的伟大。故修道者“以万物为师”，就是“师”万物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

天地赐万物以生命，成就万物之性，其功浩大，其德深厚。但天地从不以功自居。圣人舍己忘私，德育万民之生，成就万民之性，助万物完备天理，其功德齐天。但圣人功成事就，谦退于后，不以高位而自居。这是圣人效法天地“功成而弗居”的德性。

“夫惟弗居，是以不去”，“夫”字是衔接承上之辞。“惟”者，独的意思。“居”者，占住之意。此句是说，惟独圣人功成不居其位，虚心应物，忘名忘相，无人无我。不见有为之迹，不立教化之名，故曰“不居”。

道德自圣人而立，教化随圣人而出。圣人之心虽不居其功，其功不会因圣人之“不居”而离去，而是福德常在，永不离身。圣人道德高于天下，天下人自然归伏于圣德之下。正如大海之水，万派千流，不求归而自归矣。故曰“夫唯弗居，是以不去。”

【本章说解】

首章言万物从无名中来，本章又言万事从无欲中去，都是归于无为。太上所说的“无为”，并非不为，而是不妄为，顺应自然，为当为之为，在无心中去为，也就是“为无为”。宇宙间万事万物的存在，都含有相反相成的对立关系，因而事物中才有难易、长短、高下、音声、前后等对待。“为”与“无为”也是相反的对立关系，而“为无为”却是两者的巧妙结合，是道的执中应用。

“道”与“名”也如同正反相合的逻辑辩证，不自立于不变的肯定与否定形态。“道”的定名，都是为了表达的方便，姑且名之而已。道是“变动不居，周流六虚”的不定态，其名只是人为意识的塑造而已。叫它是“道”，已是头上安头，着于名相了。要想明白这个不可见、不可闻之道，只有在万事万物中去体认，在应用上去体会，才能了解“有无同出而异名”的道妙。因此，太上才在本章推出美与善等道理，加以阐发，让人从中体悟大道。

大道之理，都是辩证的统一体。有真善美，便有假丑恶；天堂虽好，却总有人偏要追求地狱；无为之境虽使人向而往之，但却总有人愿意沐浴在有为的苦海里。与其舍一而取一，不如两两相忘，不执着于真假、善恶、美丑，便可得其道妙而逍遥自在。所以真假、美丑、善恶都是形而下人为的相对假立，没有绝对标准。

美与善是古今中外人所景仰、所追求的境界。在我国传统文化中，都要求做人要达到至善，生活行为要做到至美的境界，为做人学道树立了一个美善的架构。这是完全必要的。否则做人便无所遵循，无正确的人生导向。但是作为修德证道，修到一定层次，则要明白道本为一之理。即“变生于定”，二由一起。凡是人以主观意识之心所为的美与善之道，一落入后天痕迹，即已染上不善不美的灰尘，因为其中已掺杂了私心有为的成份，而使美与善失去了天然的纯真。

修真人无论在哪一方面，都不可过份偏执。即使偏执于真善美，偏执于仁义道德，也会求益反有害，求德反损德。盖因性中仍有尘，难入真道境。故人常说：“爱美成癖（pǐ），癖好是大病。”爱美，是享受欲的必然趋向。向善，是要好心理的自然表现。“愿天常生好人，愿人常作好事”，都是上古时代的道化与德治，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在今日物质第一的世界里，要真正实现这种理想境界，还需一个相当长的过程。

太上从第一章至本章的大段阐述，从形而上道的“无名”开始，一直到形而下的名实相杂，再到“同出而异名”因果相对的道理，自始至终，都是要人勿偏执一端，莫陷入执着。

修道者为了追求真理，又必须先立起一个目标，在主观意识中建起至真、至善、至美的境界，由有入无，执两用中，方合道义。道就是佛家所说的“真如”。真者如也，如其真也。如果把“真如”确定在美善的范畴，这个“真”也就不会如如自在了。这是修真者在思想观念上必须突破的大问题。因此佛学以解脱理解上困扰的“见惑”，观念上困扰的“思惑”，也就是道家的“为无为法”，并作为证道的重心所在。由此可见，佛家与道家学说本为一家，理本同根同源。只是道家用归纳法来指示，释家用演绎法来详析而已。

大道之妙，不无不有，不色不空，物物全彰，人人本具。此乃天地未始之大象，乾坤未立之祖根，不属于思求，也不能言会。修道之人，若能离去分别之心，绝去名相之念，归道德于心身，以无为而应物。不起美丑善恶之想，不生有无之见；不存难易之谋，不有长短之争；不行高下相倾之事，不作音声逆顺之为；绝去凡尘缠绕之弊，除却牵强傲忤之心。如此静心定性，则万有之实理，未尝不空；万事之幻境，一目了然。到此境界，虽不以道德自居自有，但道德之功力，却终身不去矣。

本章的要旨，是教人要效法天道“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全力奉献，而不辞劳瘁（cuì）。不计较名利，功成而不据为己有。万物皆是秉承天地生生不已之德，所以万物也像天地一样，只有付出，没有占有之心，没有回报之念。人若能效法天地万物之心，去做人处事，那才是最高的道德风范。如果以为我对社会贡献太多，得到的却很少，那就是怨天尤人的怨恨心理，不是效法天地之德。

安民章第三

【不尚贤，使民不争。】

“不尚贤”，“贤”本是德才兼备之义。“尚”，是崇尚。自春秋以后，“贤”字已经变味，被世人曲解为有才能的人。“不尚贤”，就是不追求权贵厚禄，不攀比高官权位。这个“贤”字，已非圣贤之“贤”，而是指世俗权贵的能言善辩，能文行巧，会施弄权术之辈。

“使民不争”之“民”字，即现代语言的“人们”、“人类”的意思，而不是在上统治者对在下百姓之称谓。两者的观念不完全相同。古时文字辞汇不多，所以每有转注假借的用法。

尚贤与不尚贤，因时空的运转，历史条件的不同，其内涵也不尽相同。换一句话说，一个真正的太平盛世，天下人人归道，个个皆具道德，就没有必要去标榜贤人与愚人，君子与小人，好人与坏人等等分别。之所以提出“尚贤”，是因为存在着不贤；之所以提出“不尚贤”，是怕那些不贤之徒心生私欲，混水摸鱼，伪装“贤”之名，而去干不贤的勾当，污染这个“贤”字的尊严。

“贤”，即今人所言的德才兼备。但人们往往偏解了“贤”字的真义，只重才能，而轻视道德品质；以头上所戴头衔的高低，作为选贤任能的标准，并作为丰厚待遇的依据。于是便出现剽窃论文，伪造文凭，不择手段，拚争高职称的“尚贤”之风。不仅扰乱了社会，更重要的是污染了人的心灵。可见“不尚贤，使民不争”，时至今日，也还有其现实的积极意义。

人之所以有“尚贤”之心，是人我之心未了，分别之心未除。追求贤能的人，皆有以才恃势，以自尊大，争胜攀高的虚荣心。自大者，必有不平之肇端；争先者，必有祸患随其身。所以，在上位之人，若以后天聪明才智施治天下，民必效仿之，便以机巧之心对策于上，这就是“上下相争”。天下滋生相争之心，就会出现争权夺利，攀高附上，人心自私，道德滑坡，民风败乱，社会亦不得安宁。

圣人以才智内养心性，以德化民，施无为之治，人心返朴，自然无争心。崇尚贤才本是自然之情，若是有意标榜提倡，必诱使人争名逐利，追求虚表荣华，而不务求实际；坐享其成，而不做实事；投机取巧，而自以为能。如此之“贤”，已失“贤”之真意，其结果必然是为害民心，危害社会。

太上所处的春秋时代，社会动乱，霸道横行，是纷争霸主的混乱时期。争霸者皆网络人才，起用贤士，作为称霸的资本。那时的所谓“贤者”，就是有才能、有知识、有本领的人。当时墨子特别强调“尚贤”，主张起用贤人主政当政。那时的霸主，多是没有道德，没有学问的人，所以墨子才提出“尚贤”。墨子的“尚贤”思想，与太上的“不尚贤”完全相反。太上认为，这种“尚贤”只能是人治的应病之药而已，已经离开了道德之本，因而后患无穷。

人类历史上千古兴亡的人物，从做人作事两方面而论，贤与不肖，君子与小人，忠与奸，很难下个确切的结论。有德之人不言功，小人挟才以显能；人心隔肚皮，真假难分清。因此，“选贤与能”的标准也难定论。或以道德仁义作标准，或以才能作标准，其结果都会被人心歪用。正面标准一立，反面模式便随之而兴。所以古人说：“一句合头语，千古系驴橛（jué）。”此话是说，一个道理、一个标准的立起，就好比打了一个固定的桩，为拴物所用。无论是拴驴，还是拴鹰犬，事所必至，皆由人心。任何事情，如果不人为去标榜，那么真正有贤德之人，就会顺从自然趋势的发展；才能不足之人，也会心安理得。倘若标榜一立，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就会出现不择手段地攫（jué）取。这种“争”必生紊乱，必留后患，害人心性。这正是老子提出“不尚贤，使民不争”的本意。

人的心理状态很怪，喜欢彼此“比周”。“周”是圆圈，若是情投意合者，便成为一个小圈子。对相近者，誉之又誉；对相憎者，群而攻之。人与人之间的是非毁誉，很难有绝对的标准。所以对相互憎怨的诽谤，或互相亲近的称誉，都要小心明辨，不可偏听而迷惑。如果先入为主，一落入旋涡，诽誉相争，则必受损德败性之害。

上古时代，人心朴实，无需标榜什么标准名号，个个都是有德之人，不需求贤人来治世。后来王道衰落，社会变乱，所以才需要请贤人来治世。法家虽有“国有常法，虽危不亡”之论，但淮南子却认为不见得：“鸟穷则啄，兽穷则触，人穷则诈。峻刑严法，不可以禁奸。”虽然法律严格，然而众生业海，照样犯罪杀人。这就是“人穷志短，马瘦毛长”的道理。这又否定了法家的道理。纵观春秋各家之论，虽各有其专，但都是断章取义，多是对大道的肢解。无论是墨子的“尚贤”人治，还是法家的“法治”，都是一种离道的偏颇。还是要道德化人间，才能使天下真正太平。正因为“尚贤”所固有的弊病，所以太上才提出“不尚贤，使民不争”。

【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

“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盗”之一字，内涵深义。盗有多种多类，有拦路抢劫之盗，有撬门入室之盗；有明盗，有暗盗；有剽窃之盗，有人心之盗……仅以哲学范畴解析，“盗”就是偷，是暗中将人之钱财，以不正当的手段据为己有。比如贪污受贿，欺世盗名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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